2011年6月27日 星期一

上流生活的平凡瑣碎,以及不得其門而入的永恆戲劇

























(原文刊載於《ppaper》雜誌NO.110)


一個家族的人,或看鏡頭或走動,或低頭或笑或沈默,在一個巨型豪宅的空間裡,背景是手工窗簾、細緻的餐具與大型壁畫,一幅看似真實但卻又充滿矛盾,看似靜止卻又隱晦不明的舞台戲劇性場景,這是Tina Barney的照片,一個七〇年代就開始記錄身處上流生活圈裡頭的人物故事的女性攝影師。

攝影,如果單純是紀錄人和人的互動,那麼大部份時候,或許呈現出來的便是最人性化關聯,可能無聊,可能無奈,可能無感,也可能是親密與疏離共存。然而,當人的這種本質被記錄在像是生活浮華的上流社會場景裡時,畫面在反覆觀看的過程之間,那些所有的物體、配件、服裝與建築,便逐漸讓整個感覺成為一種超現實。

和同是女性攝影師的Annie Leibovitz一樣,受到五〇年代紀實攝影先驅Henri Cartier-Bresson著名的《決定性瞬間》(The Decisive Moment)理論影響,Tina Barney起先也是拿著一部35mm相機,開始將紐約長島的家人與鄰居慢慢記錄在自己的底片裡頭。而這些品味豪華,極具質感的美國上流名人,便漸漸組合出一種她獨有的攝影風格,一種非商業式的藝術攝影。

90年代開始,Tina Barney也為歐洲人拍了許多近似傳家照的作品,期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她開始使用8 x 10 英吋照片,拍攝一張張和真實人物等身的影像。那些細膩到連桌布紋路都看得見的高畫素和畫面裡頭的總總微小細節,讓人完全被眼前的巨大所迷惑,並且感受到一個攝影師在拍下這些看似平凡無奇的日常生活裡,所察覺到的人性互動。

這是種種精心設計的安排與等待成果,但卻表達了最單純的那一面,最懷舊的家庭情感。而攝影作為一種記錄,或進一步是種藝術表現的話,便不免讓人去聯想以及讚歎,這賦予了照片與人物重要性的一次快門,一次真實的動作,卻能演化成畫面裡頭那些屬於欣賞者的萬般永恆。




2011年6月7日 星期二

Love song 9













愛的。我不好。
其實也沒有多不好。只是床單和沙發拼命向我訴苦。
想逃都逃不掉。連咖啡館的水果啤酒都在問我你的下落。


我當然想念在家的約會。我當然現在也有家裡的約會,只是對象是吸塵器洗衣機菜瓜布和塑膠毛刷。我或許也想念誤解和爭吵,畢竟,那些至少比電影小說廣告搖滾情歌裡那些提醒你的孤獨沮喪與失意來得好一點。


一杯又一杯的夜晚,我總以為可以得到更多,逃避更多,爽的更多,但就在記憶中斷到再度醒來之間,我媽媽說,其實你失去的更多。

幾把手機,幾張鈔票,幾個朋友,幾個愛你或曾愛過但現在互看相厭的男男女女。媽媽或許是對的。但對的或許只有一半。因為我是一個滿身帶刺與火山處處的孤島。我不是適合彈著烏克莉莉穿著比基尼陽光衝浪的對象。我總是想要來點硬的覺得痛苦的偏激的。最好就是碰的一聲讓世界嚇到。


所以大家開始逃。


親愛的,我一直都知道,拼貼一場人生大戲是困難重重的。這並不是一直活在孤獨的世界裡就可以選出來的配樂精選輯。我一直都知道。但我就是辦不到。我拼命在搞一張因為孤獨而想念為題的mixtapeFuck


我真的感覺不好。


我爸爸在我吃飯的時候說,不能再喝醉了,因為喝醉的時候常常想自殺。我看著那個毫無感覺的雙人床與主臥房。我說,或許只有離開,才能自由。


但爸爸和媽媽都不能明白的是,沒有結婚就離婚的感覺,讓人錯亂。


我想念什麼,我不該想念什麼。
我打手槍,我不打手槍。
我喝醉,我不想喝醉。
我幹,我不能愛。



最後,親愛的,我常找不到一條白色的百慕達短褲,拜託,你能告訴我摺在哪裡嗎?